“后来，一些第三区的精神分析师开始关注这一现象。二十世纪中叶，有人对孤儿院和女子监狱附属幼儿园的孩子进行比对，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儿童的发展情况。在实验开始时，孤儿院里有88个3岁以下儿童，四个月后，其中的23个孩子已经夭折……而另一边由女囚的孩子们呢——全都好好地活着。

“这在当时非常离奇，因为监狱的附属幼儿园远不如孤儿院整洁。那里所有的孩子都共用一套玩具，成天聚在一块儿玩闹，没有严格的隔离和消毒。女囚们每天放风的时候被允许过来陪伴孩子，她们会抓住这仅有的一点时间，尽可能多地拥抱她们的宝贝。

”同样的现象也发生了同时代的儿童医院里，尽管医生们遵从着严格的隔离制度，一旦儿童入院就禁止父母探视，但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。直到有一位第一区的儿科医生提出，如果孩子持续生病不见好转，可以试试让母亲来医院陪护。很快，在那位医生工作的地方，幼儿的发病率从35%掉到了10%以下。

“而同时期的其他医院，给予监护人的探视时间是平均每周一小时——这一模式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，才渐渐式微……你没办法估算，究竟有多少原本可以康复的孩子，死于那些非得把孩子和其抚养人分开的权威人士之手。”

赫斯塔皱着眉头，静静地听完了帕卡特这一番讲述。

“……所以，说到底，孩子还是需要亲人的照顾？”

“不是亲人，”帕卡特纠正道，“即便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给予儿童同样的关怀，护理的原则只有一条：在这个孩子身边，是否有至少一个抚养者对她感兴趣，给予她源源不断的拥抱和照料？”

赫斯塔靠在椅背上，此刻她忽然明白了许多问题，譬如为什么莫名的疾病只发生在伯衡他们社区的育婴室与孤儿院中，而那些始终跟随母亲的孩子，在现代医疗的加持下都好好地长大了……

“你问我为什么要推测这个社会化抚养项目负责人的性别，”帕卡特轻声道，“很简单，因为大部分妈妈在生产后的那段时间都会强烈地想要与孩子共处、拥抱，这种愿望强烈到近乎本能，是一种几乎不需要教授的经验。

“只有当某一个性别开始承担抚育责任，这种灾难才会开始，因为他们会试图把幼儿当作农场里的畜生一样批量化培育……或者说，驯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