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月初一时，岳父大人就已经预告过了。高阁老要收拾科道，拿下赵贞吉了，这时候还跟着瞎掺合，是嫌杀疯了的高阁老，没把刀砍到他们头上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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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有人黜落，就有人得到褒奖升迁。

赵二爷就是第一位得到褒奖的官员，连升三级，由南直隶苏州府昆山知县，右迁广东潮州府同知。

不过他并非唯一得到超擢的官员。事实上，这次得到卓异评价者，都至少升了两级……

这是因为，正月底，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建言，‘诸臣以卓异举得赐宴者，宜遂加超擢，以示风劝。其迁叙未久者，量加服俸及首充行取之选。今大察之后，州县有缺，乞毋论远近，毋拘科贡，尽行铨补，以渐图久任。’

作为高阁老的头号马仔，韩楫表达了两层意思。一是这次得到卓异评价的地方官，应该加以超擢，而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，以才尽其用，鼓励后来。

二是外察后所有空出来的位置，都应补尽补，而且要不拘出身，以让官员们长期安心在地方任官为要。

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与热衷外放的辫子朝官员相反，大明官员爱当京官，却视外放为畏途。认为哪怕在南京莳花遛鸟，也好过到地方上去与奸猾胥吏为伍。

究其主因在于，大明开国两个世纪，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集团，胥吏与乡绅牢牢把持州县，根本不是三年一任的流官，带着几个师爷家丁就能对付的了的。

地方官斗不过地方利益集团，那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，甚至大都政令不出县城，这样如何干出成绩？自然升迁就慢，弄不好就是三年又三年，在一地干九年还挪不了窝。再看人家在京里当官的同年，已经升为六部郎官了，自己还在那里当知县，换谁都受不了啊……

其实升迁难还不是最要紧的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地方官权力小责任大，虽然你明明能做的事极有限，但地方上出了什么事儿，追究责任的时候准没跑。税收不齐要吃挂落，催收紧了酿成民变还要丢乌纱。河道决堤了要罢官，得罪了上头有人的乡绅，还是要罢官，总之就是一个大写的‘衰’字。

好比这次朝觐时，户部忽然横插一杠，上本请核天下来朝官员，其省府州县有无欠赋。

这不废话吗，大明朝哪个县没欠一屁股税？

结果一番核查下来，九成的州县都有积欠。于是轻者停俸，重者降级，毫不留情！而且都写了今年一定补清的保证书。那些大老爷们，都是哭着过的年啊……

所以还是京官好啊，事儿少责轻升迁快，一直是官员们的上上之选。因此外官平级入京被视为高升，哪怕降个一级半品的，也依然可喜可贺。而京官外放若不升个一品两级，则被视为贬斥。

甚至有很多两京官员，哪怕升迁外放也依然不愿上任。通常他们会称病乞休……

高情商的说法是，回家悠游林下，侍奉老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