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南朝现在的这个吕经略自以为懂些兵事，便猖狂无比，如果这次不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，看来是不会低头的。”如今的国相嵬名阿吴率先发言道。

他因为在力擒梁乙逋一事立功便取而代之。而且嵬名即是西夏的皇族，西夏的历任国主实际对内都不自姓李姓，而是改以嵬名称之，比如现在的李乾顺，自称嵬名乾顺。而小梁太后此次大义灭亲对着自己母族开刀，灭了梁乙逋全家，也算是赢得了嵬名家族的全力支持。

“老臣以为还是以和谈为主。”站出来反对出兵的是任礼部尚书的野利荣，“如今我朝连年用兵，民力疲乏。更何况近年以来，南朝因战事而屡停岁币，关闭榷场。臣窃以为，还是要遣使至东京，尽快与其议定疆界，双方罢免好战之人，恢复邦交，恢复岁币、蓄养民力才是。”

西夏贵族中还是有一些头脑不发热的人的，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国内丛生的各种矛盾，虽然并不同于大宋的那些迂腐的主和派，以野利荣代表的这些贵族，只是本能地认为，通过桌面上的和谈，还是能够从大宋这里索要到足够多的利益。

“野利尚书你是老糊涂了，邦交谈判是需要先在战场上把对方打痛了后再才可能谈到好处的。”目前知枢密院事的仁多保忠慷慨激昂地说道。

“老臣记得天仪治平二年【注：西夏年号，对应即元佑二年，1087年】，仁多将军率兵十万袭泾原镇戎军不利，倒是被南朝给打得损失惨重。最后还不是老臣派人在谈判桌上把米脂四寨给谈回来了吗？”野利荣的官位虽然目前比不了仁多保忠，但说话的气势一点也不弱。

“哼！彼时兵力不足耳。如今我大白高国在东部与南部各军司随时可以集起三十万大军，再加上临时调集，五十万大军只攻其一路，又岂是当年形势可比？”仁多保忠恨恨地说道。

“此次鄜延路是主动屡犯吾境，伤我民众，不可不加以惩戒！野利尚书所提的谈判，还是要在打过之后再去谈。”小梁太后不愿太多的争论，先行来定了调，又说，“还是先行将这次出兵的方略定下为好。”

“这次既然是鄜延路挑衅，自然是从银夏宥三州出兵，一举拿下绥德、保安，再把大军开到延安府城下，让那吕学士来签城下之盟。哎呀，这个时候，就要劳动野利老尚书出马啦！”仁多保忠这时也不忘揶揄野利荣一下。

“大军开往银夏的路途较远，而且这次既然是鄜延路主动挑衅，如果从那里攻击的话，南人定有防备。依本将之见，还不如从泾原路一线出击，这样大军集结之后，可以极快地从天都山出击，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！”兵部尚书嵬名济提出。

“你可知南朝现在派了谁去泾原路吗？就是章楶这个可恶的老头，你会认为他们没有防备吗？我们在泾原聚集部队，太容易被发现了。”嵬名阿吴提出反对意见，“银夏两州虽然远了一点，但恰恰因为经过旱海，人迹稀少，我们的大军易于掩盖行踪。这才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。”

“鄜延路的吕惠卿既然敢出击我们，说明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，我们再冲上去，不是会正中其怀吗？”嵬名济不服气。

“吕惠卿不过就是一个读书人，之前的战绩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充其量不过就是再一个在永乐城的徐禧第二罢了，正好可以让他这种空谈误国的书生，好好地让他领略我们大白高国勇士的战斗力。而泾原路的章楶，倒是一个不太好对付的硬骨头。两下相权，自然是打姓吕的更有把握。”嵬名阿吴的这个观点倒是令小梁太后有点认同，毕竟，之前在章楶手上吃的那个亏真是不小。

“吕惠卿未必是徐禧，这厮在知太原时就与左厢神勇军司交过手，我们可没有在他手上讨到过便宜。”枢密院提举翊卫司的嵬名善哩这时站出来支持了一下嵬名济。

“战争，哪能单一地只看一两点？”仁多保忠有点鄙夷这帮拖后腿的家伙，“我大夏南下有三条线路，还是以鄜延路这一线最为有利。因为一旦能够从这里突破，我们就可进一步威胁他们的凤翔州府等富庶之地，到那个时候，南朝皇帝要么就得答应我们更多的和谈条件，要么我们就索性放马南下痛痛快快地抢他们一回。”

“自古兵不厌诈，我们自己人都在从哪条路走争论不休，所以不妨几条线路上都可以放一点疑兵，好叫南人无从准备。”嵬名阿吴的这个观点倒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。

“右厢朝顺军司刚出了一起通敌案，白池细封部的族长联络了泾原路的宋官，意图携族投宋，然后被他的三儿子举报到了官府，目前我们已经抓住这通宋的族长，并控制住了这支白池族，但消息还没有传出去。下官此时倒有一个提议：不如就让这三子冒充其父继续与泾原路宋人联络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只需要派极少的轻骑装作随细封的族兵，以归顺投奔为名，从泾原路南下进入宋境、再择机突袭破坏，定能搅乱宋人的部署。让他们看不清我们的部署。”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正统司的一个官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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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由于这个主意过于优秀，立刻又有人提出：为何不就索性改成大军紧跟其后，直接就从泾原路突破，从那里打过去，还可以包抄到环庆路与鄜延路的后路，就算不继续南下，就直接从东面兜一圈，这样的一场武装大劫掠的收获也会是不小的。

仁多保忠立即讥笑这种想法太想当然，所谓突袭，只能小股部队出其不意，大军调遣，消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漏了。

在西夏朝廷对于攻宋战争的种种意见争执不下的同时，大宋朝堂中的争议之声同样也是热闹不止，只是与西夏的谋外不一样，大宋的争论之事，永远都是围绕着内斗开始的。

元佑元年，朝廷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管勾看详诉理所，专门用来听取在宋神宗时的熙宁与元丰年间，由于王安石变法而获罪的命官等人申诉，诉理要求平反的案件。其处理原则非常简单粗暴：只是确认涉事者是旧党，要么是“事涉冤抑”、要么是“情可矜恕”，统统可以平反。

这哪是什么司法纠偏机构，纯粹就是一个党争工具。

所以，在章惇为代表的新党上台之后，诉理所并没有撤销，职能成为了追究绍圣之前的所有对新法有过不利言语官员的罪责。处理原则同样地简单粗暴：只要是旧党，统统都重新确认罪行打倒；只要对新法言语不利，全部抓取获罪。

担任看详官的安惇、蹇序辰，便以此为据，四处搜罗各个大臣曾经讲过的话、曾经写过的东西，还上书要求将元佑以来的奏章文书专门收集成册。实际上就是在这其中，进行捕风捉影、罗织罪名，打击各种政治对手。

而经过诉理所的连续折腾，新党已经开始完全掌握了朝政，再也没有明确的台上政治对手，所以，在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差异，便开始成为了朝争的主流。